天眷通寶，這一中國古代錢幣的瑰寶，位列珍品之列。作為金代早期的鑄幣，其稀有程度極高，以至於在多部錢幣譜錄中均難覓其蹤。儘管如此，它卻以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，吸引了無數泉界名家的目光。其中，一枚出土於河南省的「金代天眷通寶真書折二」更是成為了學術界的焦點。這枚錢幣後來被泉界名家祕藏，直至散出一紙拓本，才被學術界所確認，成為古錢幣綱要的珍稀實物，也是眾多泉譜中唯一一見的實物資料。
天眷通寶在金代鑄錢史上占據著承前啟後的關鍵地位，其意義非凡。此外，金代還鑄有「天眷元寶」錢，與天眷通寶一同見證了那個時代的輝煌。然而，天眷通寶的存世量極為稀少，目前已知的僅有不到五枚，堪稱古錢幣中的珍稀之寶。在 2007 年嘉德春拍中，一枚天眷通寶折二以 134.4 萬元的高價成交，更是證明了其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和收藏意義。
「天眷」是金熙宗完顏亶在位時的年號，雖然他的在位時間並不長，僅三年左右（公元 1138 年至 1141 年）。然而，這一短暫的時期對於錢幣學來說卻具有重要意義。近年來，新發現的天眷錢幣因在譜錄中無載，自現世以來便引發了錢幣界學者和藏家的廣泛爭議與關注。由於這些錢幣與金代鑄錢的起始階段緊密相關，因此學術界對此一直存在不同看法，可謂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
近年來，隨著國內錢幣收藏熱的再次興起，許多未曾見於譜錄的珍稀錢幣相繼現身，令初入此道者感到眼花繚亂。然而，就天眷錢幣的實物真偽而言，如今已無異議，泉界已有確認為真錢的定論。目前已知，已陸續發現了「天眷元寶」小平篆書，「天眷通寶」折二真書，「天眷重寶」折三真書等三種錢幣。
「天眷元寶」小平篆書
以下是對「天眷元寶」小平篆書的詳細描述：
「天眷元寶」小平篆書，作為新近發現的天眷錢幣之一，其獨特之處在於其篆書風格的字體。這種字體，在金代鑄錢中並不多見，因此顯得尤為珍貴。該錢幣的尺寸適中，重量適宜，工藝精湛，充分展現了金代鑄錢的匠心獨運。其現身，不僅為錢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，更為金代鑄錢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其數量大致為元寶小平 2 枚左右，通寶折二 3 枚左右，重寶折三 1 枚左右。從這些錢幣的錢文名稱、形制大小以及輕重標準來看，它們應該構成了一個系列的套錢，恰好符合「子母相權」的三等幣制原則。
有學者和泉家經過深入研究，包括對天眷系列錢幣上的錢文書體、形制風格、鑄造工藝，以及出土區域和社會歷史背景的詳細考察，認為這個系列的錢幣都存在篆書和真書兩種對品。而且，這些錢幣主要在金統治下的河南、山東、山西等區域內出土。
專家們推測，這些錢幣極有可能是金熙宗在天眷年間（1138－1140 年）推行漢化改制時所鑄。它們參照了偽齊劉豫阜昌錢的鑄造方式，因此錢幣風格上留有阜昌錢的痕跡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這些天眷錢幣的錢文都是右旋讀，而阜昌錢除了元寶小平外，通寶折二和重寶折三則是採用對讀的方式。
整體來看，天眷系列錢幣的錢文佈局顯得尤為合理，疏密之間呈現出一種和諧的韻律。其筆畫流暢自然，結體寬博，透露出一種天生的韻味。篆書風格近於玉筋篆，線條顯得樸實厚重；而真書則融入了行書的意趣，顯得遒勁有力。這些錢幣均採用青銅材質，製作工藝十分規範，顯然是出自官爐之手。
再深入探究天眷錢幣所蘊含的歷史意義，我們不難發現，它見證了金王朝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型。金熙宗完顏合剌，作為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嫡孫，深受太宗的喜愛。儘管他出生在女真皇族，但自幼便接受漢化教育，師從漢人儒士韓棠等人。他精通經史，擅長文辭，不僅能以漢文賦詩填詞，還熱愛雅歌儒服以及漢人的鬥茶、焚香、對弈等精緻生活方式，因而被女真宗室譽為「宛然一漢家少年子」。
在宋、金長期戰亂的影響下，北方社會經濟遭受重創，民眾生活困苦，山林中的流民日益增多，金朝在經濟和軍事上都面臨嚴重挑戰。為了振興經濟，金熙宗頒布詔令，將國家閒置的土地、逃難農民遺棄的田地，甚至包括他在京西的狩獵場地，都分給農民。他積極推動墾荒種植，大力提倡農桑發展。此外，金熙宗還決策將契丹、女真人從東北遷徙至中原，設立屯田軍，與漢人混合居住，並實施「計口授田」的政策。這些舉措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，推動了民族融合，為農業經濟的復甦和金王朝的封建化進程注入了活力。
社會經濟的繁榮離不開商品貿易與貨幣流通的相互促進。在漢化改制的過程中，金熙宗自然也意識到了貨幣經濟的重要性。歷史文獻揭示，金國的貨幣制度在其立國初期仍保持著「以物易物」的原始貿易方式，且賦稅徵收也缺乏固定標準，往往根據財政支出靈活調整。然而，隨著商貿活動的逐漸增多，金國開始逐步採用遼、宋舊錢，這些舊錢在當時的貨幣用途下基本能夠滿足需求，並具備了合法地位。
在金滅遼、滅北宋後，其控制區域大幅擴展，對貨幣的需求也日益旺盛。貨幣的主要來源包括北宋末年的「歲輸銀 50 萬兩」、燕京的「代稅錢 100 萬貫」，以及偽齊政權劉豫的「歲貢錢 360 萬貫」。此外，還有戰爭掠奪、榷場貿易、賦稅徵收以及套購宋錢等多元化的收入渠道。
《金史・食貨志》中記載：「金初，遼、宋舊錢得以流通。至天會末年，『阜昌元寶』與『阜昌重寶』等偽齊政權鑄錢亦被採用。」事實上，金代的幣制並非僅限於舊錢，而是在此之前就已開始發行鈔票。據《金史・太宗紀》所述，天會十一年（1133 年）八月，黃龍府設立了錢帛司，這表明當時所使用的遼、宋舊錢及偽齊鑄錢已足夠應對商品流通和邊境貿易的需求，因此並無自行鑄錢的必要。
自行鑄錢或許面臨底子薄、成本高以及原料資源匱乏等挑戰。儘管熙宗朝並未正式鑄錢，但他崇尚漢制、接受漢文化的過程中，貨幣文化也成為了其大一統觀念和皇權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在這一時期，漢人蔡松年作為熙宗的得力助手，曾在宗弼的改制派手下擔任要職，為金代財經制度的創立貢獻了重要力量。
至金海陵王時期，蔡松年升至戶部尚書高位。在貞元初（1153 年三月至 1156 年正月）金朝遷都燕京之際，他提議將榷貨務遷至都城，以充實京師物資。同時，他首倡發行鈔引，與銅錢一同作為流通貨幣，這一舉措對金代的財經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貞祐寶鈔，是在金宣宗完顏珣的統治時期（1213 年至 1217 年）所發行的一種貨幣。雖然熙宗朝時期已經具備了鑄錢的條件，包括內部資源和外部環境，但在其整個統治期間，並無鑄錢的相關記載。唯一已知的鑄錢孤品是「皇統元寶」小平篆書拓圖，它曾是民國時期北京泉家駱澤民的舊藏，經過多次轉手後，最終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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